文學創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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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誌98028

《餘生: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》

  • 出版日期:2016/02/01
  • 廠商: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  • 瀏覽人次:4794
  • 定價:NT$ 320
  • 優惠價:NT$ 253

一本最貼近李前總統的書!

李登輝,一個台灣近代史上內外皆知的名字,也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。

1923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地主之家,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富裕的家境而變得養尊處優,反而因為過早的自覺讓他從年少開始便苦於自我的追尋,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掙扎,最終都在他今日回首時,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養分。

今年已年屆93歲的李登輝,2011年底曾接受過大腸癌的手術,出院修養半年之後,便於2012年4月,秉持著「現場主義」的信條,展開了屬於他的環島「生命之旅」,決心用自己的雙腳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,用自己的雙眼好好看看台灣的美好與不足,也用自己的耳朵直接傾聽人民的聲音。2013年,他在旅途中因為身體不適,又動了椎動脈支架置放手術,可是之後他還是造訪了綠島。這樣的堅持背後,是什麼在驅使著他呢?

在本書的後記中,李登輝說:

我在今年1月迎接了91歲的生日,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,但我早就打算為了台灣和人民把接下來的餘生都奉獻給「第二次民主化」,這是我完成自己捨「我」奉「公」這種「我是非我之我」人生哲學的覺悟。

想知道李登輝的「非我之我」哲學是如何演變而來,以及他究竟為何會選擇成為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?又為何會從學者的角色踏上往後的從政之路?其中不喜歡國民黨的他,又為何毅然決然地加入國民黨?最後在國民黨勢力的孤立下,從擔任台北市長、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之位,最後連任兩屆總統。一路走來,李登輝自己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信念在為台灣和人民奮戰呢?

一切的心路歷程都在此書當中。

李登輝

台灣前總統,農業經濟學者。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、拓殖大學榮譽博士。因終戰之故中途從京都帝國大學農學系退學,進入台灣大學農學系,畢業後於台灣大學擔任講師,曾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,擔任過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顧問與台灣大學教授。1971年加入國民黨,1972年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。歷任台北市長、台灣省政府主席,1984年由蔣經國總統指名為副總統,1988年因蔣經國逝世而繼任為總統,1996年當選台灣首屆直選總統,2000年任期屆滿卸下總統職位,2007年榮獲第一屆後藤新平獎。

著有《台灣的主張》(1999年,遠流)、《「武士道」解題》(2004年,前衛)、《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》(2009年,允晨文化)、《新.台灣的主張》(2015年,遠足文化)等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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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國民黨

我加入這個打壓本省人、施行排日教育的國民黨,是一九七一年的事。
台灣農業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變成了嚴重的問題,當時的我自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歸國,是國內外皆知的學者,因此被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所延攬,行政院副院長就相當於日本的副首相一職。
蔣經國想要借助我的學識來復興農業,而當時的台灣農民因為受到政府壓榨,顯得疲弱不振,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,所以我想,無論如何都要重新賦予農民生機不可。
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(勇人)的第一次政權時代,為日本農業帶來了大轉機,台灣也在此時進入了高度成長期。開始工業化後面臨勞動力不足和工資上漲,而短缺的部分並沒有經由收購農地來吸收棄農的勞動力,因為此時還是偏重農業的時代。
為此我率先提出應該廢除現行的以物易物模式,因為當時的台灣農民仍是用收成的穀物去交換肥料,收穫越多時,所能獲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[1],雖然看似能夠鼓勵農民,但充其量也只是權宜之計,如果是以近代化為目標,就應該以合理的價格來收購農產品,藉此鼓勵農民儲蓄才是。
讓農民用自己的儲蓄來購買肥料,這才是政策不是嗎?蔣經國採納了我這般的建言,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開始實施農產品的收購。
一九七二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(相當於日本的首相一職),為了轉型走向重工業,而開始著手準備稱為「十大建設」的基礎建設,並開始實行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」的計畫,為近代化與農業發展推出政策。
我與蔣經國見過面後,他勸我加入國民黨,但我並不喜歡國民黨,也對政治毫無野心,老實說,心情是五味雜陳。但最後,我還是選擇置身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。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,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:「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」。
不過,在勸我入黨之前,也澈底調查了我過去的活動,大約整整一個星期,警備司令部幾乎每天都招我過去,從早上訊問到深夜,尤其詢問了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事。
當所有訊問結束後,我算是消除了嫌疑時,審訊官說了奇怪的話:「敢用你這樣的人,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!」
之後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,我則被任命為政務委員,也就是日本的國務大臣,此時我才終於了解審訊官的話,因為蔣經國當時就已經決定要任用我,所以這些政權的幹部才會開始調查「李登輝的過去」。

蔣經國學校

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男,因父親離開母親毛福梅而與宋美齡結婚,而憤慨地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十四歲時前往莫斯科,進入培育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(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)就學,好像與鄧小平是同期。
然而因蔣介石而起的上海四一二事件,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行程對立,其子蔣經國成為實際上的人質,最後被送往西伯利亞強制勞動,蔣經國的夫人就是在當時助他一臂之力的俄羅斯女性。一九三六年在蔣介石被張學良挾持軟禁的西安事變中,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契機,於是蔣經國從蘇聯回國,與父親和解並加入國民黨。
我常說自己畢業於「六年制的蔣經國學校」,我從蔣經國身上真的學到許多關於政治的事,貼身共事讓我多次感受到他的厲害之處,其中之一就是他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,裁判了自己親戚擔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貪汙,宣判十五年以上的刑期。如果是他的父親蔣介石,應該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。事實上,蔣介石似乎曾說:「經國做過頭了。」但蔣經國對此仍用堅決、毫不猶豫的態度以身作則。
他毫無疑問是一位政治家,與他相比,當時的我只是一介學者而已。我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,蔣經國把我看透了,知道我會為了台灣而拼命提出政策。
身為政務委員,每當要出席外交或交通相關的重要會議前,我都會把問題反覆思考,並事先想好結論再出席會議,然後積極地提出政策。而身為會議主席的蔣經國則是一邊聽著我的提案,最後才做出結論,這個決策過程可說是政治家所該具備能力。
從我的想法和他所下的結論來思考不同之處,讓我獲益良多,究竟他和我的想法有哪裡不同呢?啊,原來如此,我沒有考慮太多政治因素,或者是我沒考慮到人民的事,只想著理論而已,這裡面讓我學到了很多。
我在蔣經國身邊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,雖然由蔣經國擔任主席的會議常常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緊張,但這真可說是我的「政治學校」。我想,我身為理論家與政治家的成長,皆要歸功於自己在「蔣經國學校」的這六年。

從台北市長、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

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三年半,我擔任了台北市長,當時台北市與大阪市為姊妹市,因此我不但視察過大阪市的都市計畫,也關注了神戶市。
當時的神戶市長是宮崎辰雄先生,他雖然以打造PORTOPIA博覽會[2]而聞名,但他實施的其他各項都市政策也都獲得了各界的高度評價。
因為我原本就是農業經濟學者,所以從神戶都市問題研究所出版的《都市經營之理論與實踐》開始,購買所有與都市經營相關的書籍,認真學習。
台灣首次引進電腦設備也是在我台北市長任內,因此,過去負責各種交通相關業務之窗口所無法處理的事項,例如,核發駕照和交通罰金的繳納等,都簡單獲得了解決。
當時汽車的普及正急速發展,交通事故越來越頻繁,但相關事務的處理卻停滯不前,警察也應接不暇而放手不管。
而且政府和民間的道德因為戰後的中國式教育而淪喪,違反交通規則的市民,大多理所當然地拿著罰單去找當地的議員,議員多少都有收受政治獻金,於是便向警方施壓,結果數量太多,有些議員也不得不自掏腰包來繳付罰款,為了填補這些「損失」,議員們便有了收受賄略的藉口而陷入了惡性循環。
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,我把交通違規事件全部交由電腦系統處理,結果如山丘般高的違規罰單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快速清空了。
雖然有很多議員跟我抱怨:「托你的福,讓我們少了一條財路。」不過,也因為如此才能以此為契機,從源頭切斷了社會全體的腐敗、墮落與職務怠惰的惡性循環。
這樣的改革不只是在交通行政方面,更擴及土地登記、房屋建築申請,以及營業許可申請等眾多部門,結果台北市的行政獲得了全面的極大變革。
另外,台北市的立法院選舉也利用電腦系統管理,可立即統計、整理。投票於五點結束後,其他縣市要統計到隔天早上,而台北市只要三個半小時就能發表結果,媒體為此都大感驚訝。
至於亞洲最大供水大壩的建設,只要水壩正常運作,舊能確保台北市在今後的百年間無缺水之虞。我還完成了排水工程,以及處理垃圾的三座焚化爐,因及早著手,所以台北至今都沒有發生垃圾問題。
觀光方面結合農業和觀光業,建立觀光茶園和橘子園,實踐了招攬觀光客的發想。
為了讓上班族和公務員都能在一個小時之內回到家,不但規劃了公車路線,還開拓了特別道路和快捷道路,並製造了低底盤公車,讓一家大小能夠聚在一起共享晚餐。
軟體方面也做了許多的考量,civil minimum就是其中一項,即提供市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,例如交通、教育、環境等等,以市民生活中急需改善的項目來當作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的基礎,進而評估編列預算。
透過市民大會等直接聽取市民的聲音,就算是很小的意見也會接受,然後以學生為主體舉辦音樂節,並把音樂節結合戲劇節來舉辦藝術節,還有設立大型的動物園。
為此我每天都過得非常快樂,市府不但沒有舉債,財政也非常充足。
一九八一年,我帶著市長任內的政績當上了台灣省主席,一面阻止急速自由化的土地買賣,一面培養未來生產力較高的「核心農家」,進行農村改革,之後,於一九八四年就任副總統。
我不知道蔣經國為何會指名我為副總統,但是就我個人的臆測,大概是蔣經國對於我像日本人的部分有所評價,中意我像日本人的地方,像是具備強烈的責任感,不會說謊,也不會阿諛奉承,所以才會採用了既不是國民黨員,也與國民黨沒有瓜葛的我。
基於這點,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尊敬蔣經國先生,因為他會去思考一個性格像日本人的本省人(台灣人),能在什麼地方派上用場,也因為這樣,我才能得到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機會。我想蔣經國先生早就已經考量過,國民黨過去以來的獨裁政治將不會長久吧。
在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時代,於一九八七年解除了戒嚴令,而規範報紙和雜誌報導的「報禁」也獲得了解除,然後因為黨禁的解除,才有現在民主進步黨成立的事實。
 
 
[1] 編按:台灣在二次大戰後,從一九五○年開始,施行「肥料換穀」的農業經濟政策,農民要取得政府獨占的化學肥料,就必須用稻穀按官定比例與政府交換。
[2] 編按:這裡的PORTOPIA是指日本神戶市在八○年代所進行的都市計畫,於神戶港內興建名為「Port Island」的人工島,並在完成後於一九八一年成功舉辦「神戶Port Island博覽會」,後來通稱「PORTOPIA’81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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